２００３年８月２１日，《大连日报》刊载题目为《斜阳・荒草・旧居》的署名文章，文中称大谷光瑞是“探险家”，“买走”、“收集”了大量的中国文物；文章写道：“我想，在一个特定的历史背景、历史环境下，大谷光瑞来中国，功过自有评说的，但其在艺术研究、文字考古方面还是有一定作用的，毕竟旅顺博物馆的第一批
大谷光瑞何许人也，是早已盖棺定论的了。大谷光瑞，１８７６年（日明治九年）１２月２７日出生于日本京都。取名峻磨。自幼攻读汉籍，深谙汉学，通晓中国历史。他出生于佛门，其父明如上人是日本佛教真宗派西本愿寺的第２１代掌门，１０岁时，他受戒剃度，取法号“镜如光瑞”。从德川幕府至明治时代，西本愿寺与朝廷关系密切，是明治维新的拥护者。大谷光瑞夫人的妹妹，荣升为大正天皇的皇后，大谷家族成了皇室国戚，其父被赐封为伯爵。１９０３年１月，其父明如上人迁化，大谷光瑞接任为西本愿寺第２２代掌门，并承袭了伯爵。在近卫文磨、东条英机、小矶国昭的几朝内阁中，任参议、顾问?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后，又担任大东亚建设审议会委员等重要职务。（见《大连市志・文化志》人物篇大谷光瑞条，大连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版）大谷光瑞以学者、探险家的名目出现，涉足内阁，参与政治，充当了为日本殖民当局侵略、扩张、掠夺政策服务的先锋人物。
佛教是在我国唐代由中国传入日本的。１８９９年（日明治三十二年）１月，年仅２３岁的大谷借“寻佛教之根”，用了４个半月的时间，访问了中国的１５个城市。１９００年１月，以调查佛教遗址为名访问了印度。１９０１年又考察了英、德、法、俄、瑞典等国家，接触了以探险为名掠夺中国文物而出名的“学者”、“名人”，如莱博、海蒂因、斯坦因等，参观了各国博物馆，看到了各国探险队从中国掠夺的大批文物珍宝，十分眼热。特别是对斯坦因等中亚探险的收获，感到震撼。于是，他就步自十九世纪末叶开始的、以掠夺中国文物为目的的中亚探险热之后尘，组建了一支有别于欧洲人的探险队。欧洲各国探险队均为基督教徒，而他的探险队清一色是佛教徒；欧洲人探险仅限于中亚（即我国新疆），而他的视野不仅局限于中亚，而是泛盖西域，即中国的西北地区。
１９０２年８月至１９１４年５月，大谷光瑞先后三次亲率或派遣渡边哲雄、桔瑞超、野村荣三郎等人带领“大谷探险队”，深入中国西北地区进行探险考查。三次探险的队员共有１８人，历时５年零１１个月（第一次２３个月、第二次１８个月，第三次两年半时间），行程一万八千公里，足迹遍布我国新疆、内蒙古、甘肃、青海、宁夏等４０余座城镇，２９４个佛迹点。名为探险，实为掠夺。“大谷探险队”通过乱挖、乱掘和切割等破坏手段，大量地窃取、掠夺我国地上地下文物宝藏。如在吐鲁番的哈斯莱尼河右岸洞窟中，一次就切取壁画８幅。他们还以古董贩子身份出现，雇用当地老百姓，误导怂恿随意地乱挖乱掘，使大批古墓、古遗址遭受严重破坏。“大谷探险队”的疯狂盗掘，使我国西北地区的文物古迹，遭到了有史以来最大的一场破坏与洗劫，其损失是无法挽回的。“大谷探险队”三次探险，到底窃取掠夺我国的文物有多少，没有确切的统计数字?仅第三次探险有记载，共窃取文物８６箱，重达６７３１公斤，其中在吐鲁番窃取的文物就有７０箱之多。大谷光瑞本人称所窃取的文物“在时代上可上溯至六朝，在种类上也多种多样，颇为丰富”，“出土文物予以区分的话有?佛典、经籍、史料、西域文字的文书、绘画、雕塑、染织、刺绣、古钱、印本等。”
１９１４年５月，因管理不善，财政松懈，僧侣贪污腐败，以及探险耗资巨大，使西本愿寺财政出现严重危机，大谷因此受到谴责与指控，被迫辞掉掌门和伯爵爵位，“宏伟的探险计划”也中止了。嗣后，他将从中国掠夺的文物资料全部运回日本神户，存放在花巨资在六甲山营造的伊斯兰风格别墅“二乐庄”，并委托大学教授为他整理、分类编目。是年１１月，掠夺文物资料《二乐庄丛书》第一册出版不久，大谷就放弃整理工作，从神户出发经由朝鲜抵达大连，出席西本愿寺关东别院（址在永和街，现已拆）落成典礼，后又去中国内地“视察”。从此，他移居旅顺，买下一所俄罗斯建筑经翻修为宅邸（位于夏家河子），以旅顺、大连为基地，辗转往来与上海、青岛、北京、台湾、朝鲜、日本等地，从事配合日本侵华政策的所谓“学术译著”、“宗教研究”、视察的政治活动。其间，大谷虽与孙中山先生有过接触，但也是有其政治目的的。１９１６～１９１７年，由满铁会社出面和资助，大谷在大连刊行了《含秀居丛书》。１９１８年４月，在旅顺创立了“策进书院”，１９１９年，又组建了“光寿会”。１９２２年，创刊主编了佛教刊物《大乘》月刊。
离开神户时，大谷将古写经类、１０具木乃伊、雕刻等７５３１件文物及二万册藏书带到中国，其余的较大部分移交给“朝鲜总督”，成立朝鲜总督府博物馆（今韩国汉城中央博物馆）和赠送给日本京都博物馆（后转给东京国立博物馆）、龙谷大学，以及日本各美术馆；还有一部分文物卖给古董商人。运回中国的文物，１９１７年４月以“寄存”形式存藏于当时的“关东总督府满蒙博物馆”。１９２５年１１月，由大谷、上田恭辅等提供的藏品拓片２１２种、金石参考资料１００种，在大连图书馆举办“拓片展览会”。１９２９年，以３７１６１日元出卖给“关东厅博物馆”（今旅顺博物馆）。运回中国的二万册藏书，先运抵上海，１９１５年又运抵大连。１９１７年将存于宅邸的汉籍和西文图书“寄存”于满铁图书馆和关东都督府满蒙物产馆（１９１８年改称关东都督府博物馆）。１９２５年１１月，大谷因去南洋考察经费短缺，向满铁会社借了一批巨款，以“寄存”在满铁图书馆的图书做抵押。１９３０年因无力偿还借款，只好将这批抵押图书抵债归满铁大连图书馆所有。
这批图书有中国古籍５千余册，西文图书３千余册。为保持这批图书的完整性，被定名为“大谷文库”，编入满铁大连图书馆的特藏。这些古籍包括中国古籍分类中的经、史、子、集、丛的各类，中国古代小说、戏剧类尤为突出，不乏稀少珍贵版本。其中《警世通言》（明刊）、《醒世恒言》（明刊）、《警世阴阳梦》（明刊）、《详刑公案》（明刊）、《连城璧》（清刊）、《珍珠舶》（清刊）、《合浦珠》（清刊）、《赛花铃》（清刊）、《飞花艳想》（清刊）、《醒风流》（清刊）、《醒名花》（清刊）、《济公全传》（清刊）等明清小说１８０余种，多为从《金瓶梅》问世，到《红楼梦》刊行这１４０年间中所刊刻，有数十种国内外的孤本，为国内外的专家、学者所关注。该馆以“大谷本”小说为基础，又经过十多年的搜购网罗，不断补充，到１９４０年左右，收藏的明清小说已有５００余种，形成馆藏图书的一大特色。在西文图书中，多是明末清初来中国传教的如利玛窦、南怀仁、汤若望、郎世宁等西方传教士所写的关于中国明清时期的政治、经济、文化和天文、历史、地理等著作。１９３２年５月１３日，满铁大连图书馆曾以这些传教士的著述为主，举办过《明末清初来华宣教者著书展览》，展出图书２００余种。
当时旅顺图书馆内还特别设立了一个“大谷文库”。旅顺图书馆的前身是１９１８年１０月在关东都督府博物馆分馆内设立的图书阅览场，１９２１年改称为博物馆的图书部。１９２９年４月，独立成立关东厅图书馆。１９３４年１２月，改称为旅顺图书馆。该馆最多藏书达２０万册。１９３０年前后，大谷光瑞将其１９１７年“寄存”在满蒙物产馆的３５００册西文图书，作价卖给了关东厅图书馆。该馆把这批图书作为特殊藏书，定名为“大谷文库”，永久保存。旅顺图书馆的“大谷文库”，与大连图书馆的“大谷文库”有什么不同呢？主要是在藏书内容上的不同。该馆主要收藏有关亚洲中南部和非洲情况的西文图书，多为珍品。后来该馆还举办了“大谷文库・罗振玉藏书・日俄战争图书联展”。
１９２５年以后，大谷光瑞的活动配合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的政治色彩更为突出。１９３２年，伪满洲国成立后，大谷偕井上德命前往“视察”。之后，出版了《满洲国的未来》一书，直言“满洲必须在日本的保护下培育发展”，侵略与掠夺的思想充斥全书。１９３８年，大谷针对“七七事变”后的时局，发表了《中国事变后对策》，极力主张扩大侵华战争。１９３９～１９４１年，主编出版了《大谷光瑞兴亚论丛》《大谷光瑞兴亚计划》，鼓吹“南进”论，为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效力。（黎生、蓝升《大谷光瑞其人其事》，载《长夜・曙光》一书。大连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）１９４５年８月１５日，日本战败投降，大谷滞留大连，寄住大和旅馆（今大连宾馆），１９４７年３月回国，１９４８年１０月４日病逝，谥号信英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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